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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森：昔杀人恶魔，后情系乡梓
1992年5月，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从大洋彼岸回到了家乡，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，他登上了江郎山，远眺故国壮丽河山，兴致勃勃，突然，他在一块石壁前停了下来，只见他抚摸着路边那有些模糊的字迹，泪水瞬间湿润了双眼。
石壁上刻着两行大字，虽经岁月流逝，风雨浸蚀，却仍然依稀可辨，“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，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。”原来，这是他在1938年日寇入侵时刻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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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名叫毛森，前国民党中将，军统巨枭，年轻时从军报国，与日寇拼死血战，后来却屠杀了众多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，是反动势力最凶恶的杀人魔王，可以说，他对人民欠下的血债是罄竹难书。
众所周知，在国民党军统特务中，有着“一戴三毛”之称，即戴笠、毛人凤、毛森和毛万里。
毛森在“三毛”中虽然年龄最小，在军统中也不是处于最高层次，但他却是衔接各地军统站的中枢，特别是在他管辖的地区，所有的指令，都是通过他来传达实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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军统体系庞大，派系林立，其中有以郑介民和唐纵为首的广东帮和湖南帮，而最大的，当然是以“一戴三毛”为首的所谓江山帮，他们把持着军统最高权力，掌控着关键部门，而毛森，则是“江山帮”的重要成员，四大支柱之一。
毛森，原名毛鸿猷，1908年出生在浙江江山的一个贫困家庭，有人说他是毛人凤和毛万里的子侄辈，但也无定论，只能说，他们是属于一个家族之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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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森自幼就聪明好学，他虽然上学很晚，15岁才开始上小学，可是，他早早地就将小学的课程学了个通透，还没毕业，他就假借同学毛善森的文凭，考入了衢州第八师范学校，因为，此时的他已经超龄，按规定是无法报考的。
1930年，毛森从师范毕业后，回家当了个教书先生，但是他不甘心久居乡间，当个“孩子王”，他总想有更大的发展空间，随时留意着各种机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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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警官学校
一年后，毛森得知浙江警官学校招生的消息，于是便前去报考，轻松考入该校政治科第2期，而此时的戴笠恰好是这个学校的政治特派员，正在全力将这个学校打造成培养特工的基地。
当戴笠发现有个叫毛善森的江山人也在这个学校时，就让毛人凤进行查询，要知道，毛人凤的本名叫毛善余，从名字上看，这个毛姓学员应该是自己的本家兄弟，于是便将毛森叫来，一问才知道，这是个冒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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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人凤
当这个假的毛善森说明了原因后，毛人凤也没说什么，或许在毛人凤看来，毛森的这种“剑走偏锋”的行为，正是特工所需要的人才特质，所以，只是让他将名字改了，不要用别人的名字，于是，这位小毛同学干脆将“善”字去掉，叫了毛森。
毛人凤看这位小同乡十分聪明，长得也很帅气，对毛森是关照有加，并将他介绍给了戴笠，从此之后，已是复兴社特务处长的戴笠，对毛森就特别地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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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校毕业后，在戴笠和毛人凤的关照下，毛森进入特训班，接受更为系统的特工培训，在成为这些大佬们亲信的同时，毛森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，也就是军统的前身，从此，他成为军统的骨干力量，也是“江山帮”不可或缺的人物。
1932年，“一二八淞沪抗战”开打，停战后，第十九路军开往福建，继而，李济深和陈铭枢等人公开反蒋，成立了“福建人民革命政府”，与蒋介石分庭抗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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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在派大军围剿的同时，担心原驻闽部队投靠反蒋势力，于是，戴笠派毛森去福建进行监视，这也是毛森第一次接受戴笠的命令，也是他第一次独立执行任务。
毛森化装成军事杂志记者来到福建，他极善交际，利用自己记者的身份，很快就同驻福建的军队将领打得火热，在同这些人的交往中，分析时局，晓以利害关系，使得这些人不敢轻举妄动，从侧面为蒋介石平定“闽变”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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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此之功，戴笠愈发看重毛森，任命他担任了福州市警察局特警组主任，而他在福州的业绩，也被时任福建省主席的陈仪所欣赏，作为同为浙江同乡的陈仪，对毛森也大加提携，青睐有加。
1937年，全面抗战爆发，为扩充实力，戴笠急电毛森，命令他去浙江组建特工部队，委任其为第二大队的队长，毛森立即去向陈仪辞行，陈仪为了毛森能尽快拉起队伍参加抗战，慷慨地给了毛森一大批军用物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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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仪
毛森用这批物资，很快便在家乡江山组建了一支特工部队，叫作军事委员会别动大队，可以说，陈仪是毛森的恩人；后来陈仪担任浙江省主席后，立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。
可是，当他得知陈仪同共产党联系，并准备策反汤恩伯后，他立即向上峰告密，并监视陈仪的举动，与汤恩伯一样，演了一出“大义灭亲”的好戏，导致陈仪被蒋介石枪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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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恩伯
所以说，当时汤恩伯出卖师友，也许也有其不得已之处，因为，即使他不举报，毛森也会举报，否则，汤恩伯同陈仪一起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
抗战期间，是毛森的高光时刻，他一直潜伏在杭州，担任军统杭州站的站长，他以商人的身份开了店铺，四处刺探情报，为了方便工作，他向戴笠提出，要军统女特工胡德珍当其助手，假扮夫妻为掩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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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戴笠来说，毛森的这点小心思他是心知肚明，胡德珍是军统特训班的成员，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稳重大方，毛森此时早已离婚，对胡大小姐是倾慕已久，于是，戴笠打破“所有军统成员在抗战期间不得结婚”的“家规”，成其好事。
1939年1月18日，毛森被日本宪兵逮捕，幸好胡德珍不在家，入狱后的毛森被打得皮开肉绽，可是他挺住了种种的酷刑，始终坚称自己是普通的商人，由于毛森与各大商户关系很好，在十数家大老板联名保释下，毛森有惊无险地走出了监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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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狱后的毛森没有退缩，他杀日寇，除汉奸，炸仓库，毁铁路，把杭州的日本人弄得是风声鹤唳，坐卧不安，但对此却又束手无策，头痛万分。
1942年，毛森奉戴笠之命潜入上海，成立了军统上海行动总队，对上海日寇的势力和设施进行破坏，如同他在杭州时一样，把上海弄了个天翻地覆，引起了日本人的痛恨，必欲杀毛森而后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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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当今反映上海的谍战剧中，有很多情节，都是毛森领导军统上海站时的杰作，可以说，毛森所领导的军统在这一时段中，为中华民族反抗日寇侵略，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，在一次执行锄奸任务的行动中，成员失手，行动小组人员被捕，其中有一个在酷刑下叛变，供出了毛森，就这样，毛森第二次入狱，军统上海站群龙无首，停止了一切破坏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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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森被捕后的上海，一时风平浪静，日本人觉得毛森是条大鱼，并没有对他施刑，反而将他待为上宾，妄图通过软化来诱毛森叛变，因为，杀了毛森，重庆再派人来，风浪再起，有了毛森在手，重庆便会投鼠忌器，就是说，日本人至少是把毛森当作人质。
毛森可以说是聪明绝顶，他在与日寇周旋时敏锐地发现，看守他的日本宪兵中有中国人，也许是来自台湾的兵员，于是他许以各种条件，重金收买，打通关节，居然在被囚禁之时，也能执行戴笠下达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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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有一个军统的重要成员余玠被捕叛变后，戴笠下令除掉此人，毛森在狱中竟然还能指挥部下将其暗杀，1944年元旦，他更是利用收买的日本宪兵逃出了监狱，在军统上海站的协助下，逃出了虎口。
按照军统惯例，所有被捕人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后方能再次启用，可戴笠对毛森是绝对信任，他打破常规，立即任命毛森为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，军衔也由上校晋升为少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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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胜利后，毛森重返上海，负责接收日伪汉奸的财产，也是军统在东南地区几个重要城市的最高负责人，在此期间，他又破获了一件既出彩又名利双收的案件。
1946年4月，民族资本家、“棉纱、面粉大王”荣德生外出途中遭绑匪绑架，一时中外纷传，舆论大哗，蒋介石大为震怒，在汤恩伯的举荐下，毛森负责侦破此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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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毛森从苏州赶到上海，正紧锣密鼓地部署破案事宜时，荣家却背地里按照绑匪的要求，缴纳了50万元美金赎金，将荣德生接回了家中。
尽管人质安全，可毛森却并不为所动，他一定要破获案件，在他一番神奇的操控下，竟然将绑匪集团全数捕获，给了民众一个满意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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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听闻后大喜，奖励了毛森5万元美金，甚至连汤恩伯也因推荐毛森有功，奖福特汽车一辆；而荣德生也亲到毛森家中道谢，馈谢金表一只和金笔一对。
正因为毛森的干练，蒋介石很快便任命毛森为上海市警察局长，在后来上海发生的民众游行，金融风潮等一连串的事件中，毛森作为蒋介石稳定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，也是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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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一般人们印象中的军统特务不同，毛森长得很斯文，也有一定的文化功底，他言语得体，举止风雅，待人谦虚，没有任何恶习，更没有绯闻，表面上看，是个风度翩翩的君子，但背地里却是个狠人，以至于有人叫他为“毛骨森森”。
三大战役后，解放军强渡长江，直逼上海，市内的共产党人也积极响应，加快了配合解放上海的步伐，毛森以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，毫不手软，全然没有给自己留一点退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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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抓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，他大手一挥便就地处决，当解放军进逼到上海市郊后，他下令将关押在监狱中的五百多名共产党人全部杀害，连孕妇也不放过。
他们有的被装进麻袋扔进了黄浦江，有的直接活埋在牢房中，仅有28人幸存，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，此时的毛森可以说是个人神共怒的恶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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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解放的最后时刻，毛森登上了吴淞口的最后一艘军舰，离开上海前往厦门，他奉命担任了厦门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，继续为蒋介石坚守着大陆最后的一块土地。
厦门解放后，毛森逃到了台湾，也没有了实权，只担任了“政治行动委员会”委员一职，由于家庭负担重，薪水微薄，生活也随之困顿，还是在毛人凤的帮助下苦渡难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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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蒋经国插手特务系统，与毛人凤开始了权力争夺时，毛森坚定地站在了毛人凤一边，但随着毛人凤失利，蒋经国全面掌控了台湾情报系统，逼着毛森交出他原来指挥的东南沿海地区“游击队”的指挥关系，也就是潜伏名单。
对此，毛森当然不肯，也许这个所谓的“游击队”本就是子虚乌有，也许是建立后没有完成可实际操控的体系，反正毛森就是不交，在蒋经国咄咄逼人的气势下，毛森无法应对，干脆一走了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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逃出台湾后的毛森带着妻子隐居在香港，而蒋介石认为毛森的出逃，是对民国的背叛，于是，对毛森下达了通缉令，一个蒋介石的死忠，一个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刽子手成为逃犯，这肯定是毛森万万没想到的。
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，特务和杀手很多，当毛森在1956年1月15号的香港报纸上，看到台湾对他的通缉令后，万念俱灰，他急忙又逃到美军占领下的冲绳，一住就是十多年，直到1968年，才前往美国投靠了儿子毛河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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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河光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家，是美国科学院的高级研究员，在超高压研究领域有重大突破，高职高薪，毛森和夫人就在毛河光所在的华盛顿郊区定居了下来，过着宁静的生活。
作为世界顶级的科学家，毛河光在1980年和1984年，两次应中国地质科学院的邀请回国讲学和访问，他向毛森讲述了祖国现在的形势，以及政府对待以前蒋介石集团人员的态度，毛森大为感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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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老思乡，毛森主动给家乡的侨务办公室写信，表达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之情，并称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，是“贤明者掌权”，信中透露出想回乡看一看的愿望。
按照党和国家的统战政策，江山市人民政府做出了积极的回应，他们发还了毛森的祖宅，并让毛森留在大陆的女儿去美国与家人团聚，这些都让毛森激动不已，感叹万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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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88年开始，毛森多次向家乡捐款，资助当地学校建设。这或许是他为自己赎罪的一种方式，借此也表达他的思乡之情。
1992年5月，84岁的毛森终于踏上了故乡的土地，实现了他的宿愿，他对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深情地说道：“都说我抗日锄奸，我杀了很多日本鬼子和汉奸，我现在生是家乡的人，死是家乡的鬼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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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美国后不久，1992年10月3日，毛森在旧金山医院去世，结束了他军统大佬传奇的一生，临终前他留下遗嘱，将毕生积蓄捐赠给家乡的学校，算是为家乡做的最后一点贡献。
毛森的一生，既是历史的过往，也是个人的悲剧，人性在他的身上，呈现出多样的不同，有勇敢、有上进、有光明，也有黑暗，有凶残，更有罪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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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烽烟过后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，是那个特殊年代的缩影，而当年的血雨腥风和他复杂的人生，连同那段黑暗的时光一起，掩映在历史帷幄的深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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